我们只要把希腊的“毕达哥拉斯定理”和中国古代同样的“勾股定理”比较一下,就可见出理性原理和实用(测量)规则的区别。正如罗斑所言:“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过的这许多世纪之中,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,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,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,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辨和决定原理的阶段”,而希腊人则“并不是直接着眼于行动,而是寻求基于理性的解释;是在这种解释,和在思辨之中,他们才间接地发现了行动的秘密”[2]。超越事实和自然物,自由地思考,认识自己并为自己作论证,这被古代希腊人视为最崇高的事业,最理想的精神生活。